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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彩网站:2018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

文章来源:网络    发布时间:2018-12-30  【字号:      】

周小川:关注信息技术对金融业的影响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12月28日在2018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表示,信息产业的发展和冲击需引起高度注意。

金融服务中大量是信息服务,金融交易和定价都建立在信息系统基础上,因此信息系统架构跟金融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当前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于构建新的信息系统非常重要。周小川认为,金融服务品种非常多,不同服务品种对信息系统的要求也略有差别。从银行和企业角度看,信息系统架构和金融服务可以有两个极端的模式。

周小川表示,第一个极端的模式是几乎所有重要信息,包括金融信息、客户信息都可以变成公共信息。银行开展业务所需要的信息几乎都可以在公共信息资源中找到。同时,由于信息交换要求,银行做完的业务必须上传到公共信息系统。在此情况下,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不存在企业控制银行,也不存在银行对企业有控制力。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业务关系服从市场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征信系统有高度重要性。但征信系统如果把很多中小微企业纳入,信息尽管都是共享的,但信息的真实性和基础是没有把握的,这就要求在这方面要有更强的建设。”周小川称。

在他看来,另一种极端模式是强调信息是局部的,“许多信息在具体银行和具体企业之间分享,银行在选择客户上比别人知道的更多,在金融业务、定价等方面都更有优势,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更紧密。在信息系统建设方面,并不那么强调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如果企业出了问题,银行一般首先倾向于要救企业,因为这是它的客户。”

周小川强调,上述是两个极端模式,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是两者间的一个平衡点。一般来说,大型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融资主要靠股权融资和发债。债券市场是透明的,信息也都是公开的,比较像公用信息系统。对中小微企业,如果靠公用系统,是否最经济、是否有必要?他认为,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能够局部解决的就不用集中到最上层去解决。有可能的一种结构是大型公众公司依靠信息系统架构,而小型的、社区的、局部的企业和银行之间更多是比较紧密的关系,其间有一些不共享的特殊信息。

另外,周小川认为,信息产业的发展和冲击需引起高度注意。信息系统的发展导致信息技术成本大幅降低,存储量大幅增加。既然数据都可以共享,是否没有商业银行作为中介也可以?如果有商业银行,就需要各种传导机制,出现货币政策传导等问题,所以“脱媒”与信息系统、科技演变和架构变化是有关系的。

“如果所有东西都依靠处理共享信息来决定,也许金融架构大发时时彩计划网就会出现明显的转变。”周小川表示,信息尽管可以集中,可以实现低成本,但也存在信息真假、信息牢靠度问题。另外,经济活动的激励机制也不是信息系统能够解决的,而是通过价格机制进行传导。

此外,即便是信息高度集中成为可能,还存在是否能够进行资源配置的优化计算问题。周小川介绍称,研究表明,特大规模的资源配置优化是不可行的。到目前为止,尽管信息可以收集,但是否能进行优化计算,也是没有解决的问题。还有一个挑战是,尽管信息技术使得信息处理、传递、存储的成本大幅降低,但也不见得降低到零,因为信息除了可以收集、传递外,还要把很多非结构化数据变成结构化数据,需要大量工作。

当前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主流的声音是向信息共享方向呼吁。周小川表示,对这个问题需理清思路。应对当前经济形势,如果想把金融工作做得更好,需要“三段式”,两个极端模式,中间还有一些混合模式,关键是各占多大分量。

周小川认为,现在经济波动是经常性的,行业转换与行业间的结构变化,特别是供给侧结构的演变比较剧烈,企业遇到困难需要转型,需要重组供应链的情况经常发生。有困难的时候究竟是有紧密的关系更好,还是完全松散的关系更好,这些问题还值得仔细研究。

陈雨露:中央银行的研究进展和中国的实践

过去40年,全球经济经历了“大通胀—大缓和—大衰退”的周期考验。现代货币经济学和中央银行政策实践,在理论上历经了现代货币数量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再到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后凯恩斯思潮的回归;在实践上也由相机抉择转向货币数量目标制,从“单一目标、单一工具”政策框架,到国际金融危机后宏观审慎政策的引入。在2018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实证表明,世界经济一直存在大致10年左右的周期波动。陈雨露按照“十年”为一个时间标准,分四个阶段回顾了全球中央银行研究的进展和中国的突破。

第一个十年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末的“大通胀”时期,为了驯服“通胀野马”,现代货币数量论达到了巅峰,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纷纷从相机抉择,转向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数量目标制。

20世纪60年代后期,很多国家陷入“滞胀”。以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的货币数量目标制,能够为中央银行提供一个稳定的名义锚。根据货币长期中性判断以及货币和物价水平长期稳定关系而确定的货币数量,相当于一个可置信的货币规则。所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中央银行逐渐接受了固定货币数量规则,转向货币数量目标制。

这一时期,国内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财政和信贷的配合、中央银行职能以及金融体系的重构。

陈雨露表示,“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时至今日依然是我国宏观经济金融领域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人民银行于1978年从财政部独立出来,正式履行央行职能,这是我国金融改革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标志着我国开始区分财政和金融的功能,着手恢复金融体系,发挥金融在社会资源中独特的配置作用。

第二个十年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大缓和”时代的头十年,主要发达国家进入长达二十多年之久的较高增长和稳定通胀的“大缓和”时代,各国逐渐形成了以通货膨胀作为主要目标、在泰勒规则指导下调整短端利率工具,也就是“单一目标、单一工具”的货币政策框架。与此同时,由于价格调整的前瞻性,预期成为通胀和实际经济活动均衡关系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各国中央银行也都意识到政策沟通和透明度对货币政策效果的重要性。为了避免中央银行在追求物价目标过程中面临的各种不必要干扰,各国普遍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因此,独立性与通胀目标制也被称作“第二次中央银行革命”的典型特征。同时,这一时期,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分离逐渐成为主流趋势,新兴市场国家则面临着开放经济条件下“三元悖论”的现实冲击。

在国内,人民银行实现了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一次重大转型,从直接调控转向现代意义上的间接调控。随着以货币供应量为主要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逐步形成,央行决定取消贷款规模控制。与此同时,围绕如何把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央行内部针对央行主要职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体系、健全金融法规、强化金融监管以及改革人民银行财务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反复探讨,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第三个十年

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大缓和”时代后十年,关于金融自由化的研究成为主流,也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监管放松。

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十年,由于资产价格波动明显加大,对金融稳定及经济运行的影响显著增加,全球央行在研究领域实际上非常重视金融稳定。由于传统宏观经济理论模型并不将金融摩擦作为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因素,因而出现了将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政策分置的策略倾向。

这一时期,新兴经济体反而吸取了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在研究领域高度重视货币错配的“原罪”问题,加大了资本管制、公司治理、银行改革和最优货币政策等问题的研究,逐步克服“汇率浮动恐惧症”,并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汇率安排,开展了大量宏观审慎政策的有益探索。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新兴经济体经济基本面普遍好于发达经济体,并积累了大量预防性外汇储备,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力度较强。这些因素都为成功化解后来的危机uu快三规律冲击并迅速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人民银行将短期宏观调控与中长期金融改革紧密结合,高度重视“在线修复”金融体系,根据中国实际提出有利于推动金融改革的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2003年,中央决定由人民银行牵头,研究大型商业银行改革问题。人民银行提出运用国家外汇储备注资大型商业银行,设计了核销已实际损失掉的资本金、剥离处置不良资产、外汇储备注资、境内外发行上市的“四步曲”改革方案。在外汇改革领域,中国对经典的“不可能三角理论”进行扩展,探索出中间制度安排理论并应用于中国宏观理论分析。2005年7月21日再次启动人民币汇率改革,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弹性显著增强。在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人民银行在外汇占款增长较快的时期,发行央行票据进行对冲,2004年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有效把握了宏观调控中“量”与“价”的平衡。

第四个十年

从2008年之后的“大衰退”时期,对于危机的反思仍在继续。

这十年来,人民银行的研究与本轮危机之后全球央行的反思是一致的,尤其关于宏观审慎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也走在了主流理论研究的第一方阵。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已经被正式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国在这一领域实际上是下了先手棋。

作为与政策紧密相连的领域,现实的挑战始终是中央银行研究的最大动力。当前,我国在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方面,在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方面,再次面临着两大长久存在的融资体系结构性矛盾的阻碍。一方面,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占比较低的矛盾;另一方面,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状况与其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占比不尽匹配问题。

陈雨露表示,“面对上述两大结构性矛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了深化金融结构性改革的新使命。这一使命呼唤着我国金融结构改革理论实现新的突破,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在空前的改革共识推动之下即将展开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早日绽放出绚烂的希望之花。”

王兆星:从六方面深化金融改革开放

在2018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就金融改革开放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王兆星表示,作为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金融业实现了从单一到多元、从封闭到开放、从体量弱小到规模可观的历史性变革。不能忽视的是,今年也是国际金融危机10周年。这10年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在新变局下把握好重要战略机遇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力,也成为新时代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重要课题。

就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王兆星作了如下阐述:首先,金融业要通过改革开放应对外部更加复杂、更具有挑战性的环境变化; 其次,金融业要通过改革开放更好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次,金融业要通过改革开放应对各种金融风险,打赢防范化解风险攻坚战;最后,金融业要通过改革开放为自身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

王兆星表示,新变局下的金融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新突破。“面对新的形势变化,需要通过更加系统性的突破性的改革开放,来应对环境并实现发展目标。”就此,他提出六个方面的看法。

第一,要构建协同高效的宏观政策体系。要注重各类政策的整体协同和逆周期调节,要注重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有机结合,要实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监管政策、产业政策的统筹协调,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的有机统一,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的合理搭配,避免出现政策“缺位”造成的经济失调,避免政策“错位”导致经济的扭曲,也要避免政策叠加造成市场共振。

第二,要构建功能完备开放高效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一是要解决我国金融体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金融结构。二是全面推动股票、债券、货币、信贷、外汇、黄金、大宗商品和衍生品市场建设,不断丰富融资、投资、风险管理、资管等金融产品体系,增加有效金融供给。三是要不断完善利率、汇率和收益率曲线等金融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提高价格对各类市场信息的反映和市场的调节,更有效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四是要有序推动金融体系开放,促进国内外金融市场深度融合。现在经济金融已高度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所以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不仅为国家经济转型调整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同时也为资本走向国际创造条件。

第三,要构建普惠与高端相结合、大中小机构协调发展、公平竞争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体系。要推动银行、保险、信托、证券、资管及各类机构的规范发展。各类金融机构应当结合自身禀赋条件和市场定位,实现差异化发展,不断增强自身竞争优势。大型金融机构可以充分发挥产品、渠道和客户优势,增强综合化和国际化功能,成为行业发展的旗舰。中小金融机构包括互联网民营银行可结合自身比较优势,深耕细分市场,在专业化、特色化、精细化上下足工夫。

第四,要构建更加科学、更加高效的公司治理和激励约束机制。这里有很多方面可以探索,包括如何进一步推进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制度,如何进一步增强对高管和员工的激励问题,同时也包括如何打造现代的风险管理体系,增强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自觉意识和能力。

第五,要构建高效安全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高效的金融政策离不开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这里面包括交易系统、信息系统、支付清算系统、登记托管系统、征信评级系统、会计审计等,这些基础性设施对于金融市场平稳高效运行都至关重要。

第六,要构建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专业、协同的金融监管体系。既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也要加强微观的审慎监管,加强配合,加强信息共享。要利用更多的现代信息科技手段,不断丰富监管工具箱,更好地应对各种风险及其变化。

李超:继续推动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全球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增加,金融市场波动性明显上升。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我国资本市场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明显增多。在这种环境下,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面对新形势、新变化,中国证监会牢牢把握服务实体经济这个根本方向,坚持以改革开放创新为主线,完善直接融资机制和多层次市场体系,夯实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下一步,将推动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尽快落地,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推动长期资金入市等。

李超是在2018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发表上述观点。

李超表示,盘点即将过去的2018年,资本市场改革全面提速,主要体现在大力推进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从法律上补齐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制度短板、完善股票停复牌制度、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充分发挥债券市场直接融资功能、积极发展期货及衍生品市场等方面。

不仅如此,过去一年里,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迈出实质性步伐。据李超介绍,2018年,金融管理部门大幅放宽证券、基金、期货行业外资股比限制,首家外资控股证券公司已经证监会核准;进一步放开外国人开立A股账户政策;3家企业开展H股“全流通”试点,首只D股在中欧所发行上市;A股成功纳入明晟(MSCI)、富时罗素等国际指数;沪深股通额度扩大4倍,北向看穿机制正式实施;铁矿石期货、PTA期货引入境外交易者。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我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增强。今年以来,沪深股通投资者累计净买入金额近3000亿元。10月份以来,在全球市场出现大幅波动的情况下,境外市场流向A股的权益类基金规模占流向新兴市场总规模的六成。

李超表示,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确实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但这是前进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必须也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加以解决。“我们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向,做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这一文章。”他强调。

具体来看,第一,推动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尽快落地。李超表示,目前,我们正在全力推进这项重大改革,抓紧制定修订相关制度规则。重点是设置符合科技创新企业特点的发行上市条件,切实增强对科技创新的包容性。在科创板试点注册制,改进信息披露体系,建立和完善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发行上市制度,逐步将现行发行审大发pk10官网核条件中可以由投资者判断的事项转化为更加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实行更加市场化的基础制度安排,充分发挥专业机构投资者在新股定价中的作用,建立符合科技创新企业特点和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交易机制,提高价格发现效率,优化、丰富强制退市指标和类型,实施严格的退市制度。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加强政策协同,加快工作进度。与此同时,统筹推进创业板和新三板改革,增强投融资功能,激发市场活力。

第二,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充分发挥市场化债转股、高管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在深化国企改革中的作用。继续深化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支持关键核心技术企业并购重组。落实新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健全上市公司治理规则体系。完善上市公司分红制度,督促上市公司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回报股东。

第三,完善交易制度,优化交易监管。聚焦于防范内幕交易、市场操作等违法活动及严重干扰市场秩序的异常交易行为,提高交易所一线监管的规范性和透明度,避免对正常交易行为的干预。完善融券机制,增强市场流动性。优化股份减持制度。近期拟扩大股票期权试点品种,丰富市场对冲工具。

第四,加快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加快外资控股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审批进度。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性投资银行。优化沪深港通机制。有序扩大期货特定品种开放范围。

第五,推进资本市场法治建设。加快修订证券法。推动刑法修订,大幅提高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成本。推动出台私募投资基金条例和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积极配合最高人民法院完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司法解释。

第六,推动长期资金入市。鼓励全国社保基金、各类养老金、保险资金、信托资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A股。进一步畅通境外主体直接投资A股的渠道。加快推动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转常规,为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引入更多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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